引子
从呱呱落地直至走向坟墓的艰难跋涉，人的一生充满各种未知与变数。
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又是什么冥冥之中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其实，也没那么玄乎，决定命运的，可能只是一场意外，也可能只是头脑中突然蹦出来的一个新奇想法，又或许，只是遇到一个不同的法官。
壹
失去自由的少年/许文聪
少年许文聪，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初中生。
这可不是我的个人看法，自许文聪被警察抓走之后，我特意去他所在的学校，找校长，找班主任，也找同学了解许文聪的个人情况。校长亲自签名，为许文聪的“品学兼优”出具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
许文聪进看守所的第十天，我去见他。进看守所时被剃光的头发，长了十天后看上去像是由汤尼老师为其量身打造的短寸头，个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灰色囚衣，但英气逼人，双目炯炯有神。
我问：“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你爸妈的吗？”
他转了转手腕，发出手铐与桌面的摩擦声：“告诉我爸妈，照顾好自已，也照顾好爷爷奶奶。”
“前天我跟你妈妈去派出所为你申请取保候审，何亮生不肯谅解，所以派出所不同意。你要做好在这里呆很久的思想准备。”我双目注视着他，想起他母亲的哭声，心里充满怜惜。
“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担心我。”他回答得很干脆。
想起他母亲在办公室令我招架不住的煽情哭泣，少年许文聪的沉着让我稍微舒一口气。
这些年，我会见过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与大多的不淡定甚至泪如泉涌相比，我瞬间喜欢上这个帅气的少年，他的沉着、冷静与坚强让我心生好感。
贰
年少的江湖/起因
王才全14岁生日那天晚上，邀请许文聪、庄鹏和林晓彬几名同学，也邀请17岁的缀学青年何亮生和他几名“小弟”在长安娱人码头酒吧庆祝生日。
许文聪在酒吧玩了一会觉得无聊，独自一人前往附近的无牌网吧打游戏。
几个小时后，庄鹏跑来网吧找到许文聪，气喘吁吁的说：“文聪，何亮生他们要打晓彬。”
“什么？”许文聪摘下耳机，扭过头来。
“晓彬弄坏了台面的灯，酒吧的人以为是何亮生弄坏的，找他赔了钱。”庄鹏解释道，“晓彬不承认是他弄坏的……何亮生他们五六个人在前面巷子里，都拿着铁棍，要打晓彬。”
凌晨一点的夏夜，空气里仍飘浮着冲动与热浪。
昏*的路灯，一群小蝇虫围绕着灯光毫无规则乱窜。
许文聪与庄鹏赶到现场时，看到何亮生五六个人手持铁棍将林晓彬围在中间，吵闹着什么。何亮生染成红色的头发，在路灯的斜射下，散发出一圈诡异的光晕。
“你们干什么？”许文聪大喊道，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青岛啤酒瓶。酒瓶是刚路过一家已打烊的小卖部门口随手捡的，与庄鹏一人一个。
何亮生没有理会许文聪的叫喊，举起手中的铁棍，铁棍自他头顶挥动而下，落在林晓彬的小腿上。林晓彬“唉啊”一声，整个人蹲了下去，双手按着小腿，眼睛与眉毛挤到了一起，发出疼痛的呻吟。
许文聪与庄鹏见状，挥动手中的酒瓶冲向何亮生。
“啪”一声，许文聪的酒瓶砸中何亮生的前额头，庄鹏的酒瓶从何亮生的左耳边呼啸而过，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玻璃清脆透亮的碎裂声响。
何亮生条件反向松开手中的铁棍，腾出双手捂住自已的前额，后退了几步，鲜红的血从指缝处溢出。
许文聪拉起林晓彬，对着庄鹏说：“快跑。”
三人慌乱之中顺着巷子跑出大马路，看到路边警用摩托车上闪烁的警示灯才停下来。确认没有人追上来后，分开走路，各自回家。
被酒瓶砸中之后的何亮生并没有去追赶许文聪，而是捂着额头伤口不知所措。慌乱片刻后，他决定和一名“小弟”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开房休息并清洗伤口。直至第二天下午回家，由于头痛难耐，便回家向其哥哥讲述凌晨发生的一切。医院检查，发现颅内积血和损伤，后经医生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
经公安法医鉴定：“何亮生外伤致多发脑挫裂伤、左额硬膜外血肿及蛛网膜下腔出血，其损伤为重伤二级。”
案发时，许文聪已满14周岁，而庄鹏未满14周岁。
叁
刑辩律师的一座高山/法医鉴定
伤情鉴定报告明确记载“未见伤者”，只是医院医院的病历及诊断证明内容，并据此作出重伤二级的鉴定意见。
许文聪的母亲多次反映：“何亮生就医期间拒绝探访，出院后看到何亮生活蹦乱跳，不像是受如此大伤害的人。”我向法院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提出三点理由：1.鉴定报告不符合鉴定程序，鉴定中心没有见过被鉴定人，没有对其进行实体检查，仅凭就医病历等第三方材料就得出重伤二级的鉴定意见，该鉴医院的病历内容，不具备鉴定的权威和科学性；2.侦查机关没有利用拍照等手段固定被鉴定人的伤情状况，仅凭由被鉴定人提供的就医病历作出鉴定，不能排除就医病历存在虚假或者夸大伤情程度的可能性；3.检察机关曾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被害人的伤残评定，但被害人拒绝，并向公安机关申请不愿做伤残鉴定，辩护人有理由质疑被害人拒绝伤残鉴定动机的正当性。
但该理由没能引起法官的重视，法官助理电话告知我合议庭不同意重新鉴定。
我一直在焦急寻找突破口。
许文聪身上令人难忘的坚强，其母亲频繁的电话哭诉以及那句常挂在嘴边的“郑律师，我儿子全靠您了！”让我产生一种“许文聪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的错觉。
一股无形的压力围绕着我。
法官助理再次来电，告知我何亮生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诉诉讼”，并提交了新的证据材料，让我尽早前往法院领取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从何亮生提交的证据副本中，我第一次看到两份新证据材料，分别是何亮医院的《出院记录》和《病人费用汇总一览表》。
《出院记录》记载：“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及术前准备，患者急诊在全麻下行右顶动静脉畸形切除手术+血肿清除术；+左额硬膜外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而《费用清单》中发现一种叫“心包补片”的材料，价格相当昂贵。
“右顶动静脉畸形”是个什么*？“心包补片”又是个什么*？
律师不是医生，但却有对各种可能疑点的高度敏感性。
经百度，“颅内动静脉畸形”属于先天性的发育异常，该病临床表现包括出血（出血多发生在脑内）、抽搐、头痛、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运动、感觉、视野及证言功能障碍）。
医院记录的何亮生入院情况：“殴打致意识障碍伴言语不清15小时急诊入院……”症状完全符合“颅内动静脉畸形”的病理特征，有可能不是被外力殴打导致。医院的治疗经过出现了两次“血肿清除术”，这也符合“颅内动静脉畸形”会出现颅内出血的病理特征，颅内出血也可能不是外力殴打导致。
关于“心包补片”，我请教当医生的朋友，这种医学材料一般不会出在开颅手术当中。
“天啊，何亮生身上到底患有多少种病？趁被啤酒瓶砸中，一次性获得了治疗。”我心想。
虽然诊断证明也证实外力殴打导致何亮生“额骨左侧骨折”，但如果排除开颅手术与外力的因果关系，骨折至多也是轻伤，而未满16周岁对于轻伤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似乎看到一点希望。
肆
虚无缥缈的律师申请权/庭前
我第二次向法官提交了对何亮生重新鉴定的申请，一直等不到回复。
在我多次电话坚持之下，法官答应了我在庭前的约见。
“医院的《出院记录》可以得知，被害人患有天生的疾病‘颅内动静脉畸形’，这种天生疾病的临床表现与被害人开颅手术的的描述是吻合的，也就是说被害人的开颅手术极有可能与外力殴打没有因果关系。而且被害人提交的术后用药清单价格最贵的‘心包补片’，我请教过专业医生，开颅手术根本不需要这种材料。但这些，在公安的鉴定报告中却完全没有被提及，鉴定人也没有见过被鉴定人。我怀疑鉴定意见存在断章取义的可能，具有片面性。因此，我请求重新伤情鉴定。”我试图展露愉快的笑容，对漂亮的女法官说。
“我清楚你的意思，我也跟法医沟通了，法医明确说本案的鉴定没有问题，不需要重新鉴定。”她穿着法袍，双手交叉，抱着一叠文件在胸口处，表现出很忙，无法给很多时间的姿态，“对于这个问题，我只相信专业人士的意见。你我都不是医生。”
“但问题很明显啊，不需要专业都可以看得出问题。”我递给她从百度百科打印出来的关于颅内动静脉畸形的病理解释，放出恳求的眼神，“被告人仅仅十五岁，伤情是本案定罪的关键，这决定了一个孩子的一生。恳请法官能再慎重些。”
“这个案件安排下个月初开庭，合议庭认为没有必要重新鉴定。”漂亮的脸庞，一脸严肃，对我展露出的笑容并不领情。
“许文聪的父母都是打工一族，没有经济条件聘请更高级别的‘专家证人’，我有同学是医学博士，是否可以申请让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
我向法官简单介绍了我这位同学的专业以及工作情况。这是我临时想起的，如果法官同意，我会马上联系这位同学。
“许文聪的母亲有打电话给我，我也了解他们的情况。但这份鉴定意见，我已经跟鉴定人详细的沟通过，你的同学又不是这方面的权威，就算出庭讲述他的个人观点，合议庭也没办法采信。”
最终，这次站在律师等候区与法官的短暂“会晤”，无法说服法官作出任何的改变，我与法官“不欢而散”。
伍
特殊的“专家证人”/庭审
“我两次申请重新鉴定，但遗憾法庭均不同意。”我仰头望向法官，她戴着眼镜，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一丝不悦穿过两片厚厚的镜片投射过来。
我举起何亮生的《出院记录》继续说：“出院记录明确记载‘患者急诊在全麻下行右顶动静脉畸形切除手术+血肿清除术’，经请教专业的医生，可以确认所谓‘颅内动静脉畸形’是一处先天性疾病。该疾病本身就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出现头痛、抽搐和语言障碍等神经性障碍。这个症状与医院记录的被害人入院情况基本一致。辩护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的手术与外力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
我明知在庭上讲这番话说服不了法官，因为庭前她就已明确拒绝接受我意见。她说她只相信专业人士，公安法医才是专业人士。
“这是三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医学书籍，其中由陈孝平主编的《外科学》是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的教材，是国家的医学权威教材，教材第二十章，对‘颅内动静脉畸形’有着相当清晰和权威的解读。由张阳德教授主编的《外科学总论》以及由雷霆教授主编的《神经外科疑难问题解析》对什么是‘颅内动静脉畸形’也有同样的解读。”我两手托起三本厚重的书，每本书都插着精美的书签，把头偏过来望向法官，“审判长，可以让法警帮忙传递给公诉人看看吗？每本书书签的位置。”
“辩护律师，书籍不是本案的证据，不需要在法庭举证质证。你简要发表你的意见。”法官厉声说。
“这是中国医学高校的权威教材，也是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认可的权威教材。当事人没有条件聘请更权威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但教材讲解的内容跟专家证人作证内容实质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恳请法庭可以认真对待并参考。”我仍然两手托着书本说。
“辩护律师，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直接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空气里飘浮着一丝不和谐气息。
百度百科的内容说服不了法官，但这三名“特殊专家证人”，可是我大费周章，一个人在东莞市图书馆翻阅了一整天才发现并邀请它们来到法庭的，不能这样就被打压下去。“审判长，一个品学兼优孩子的未来和前途系在这一份粗糙、疑点重重的公安伤情鉴定报告之上，再次恳请法庭……”
“辩护律师。”审判长提高嗓音，刻意放慢语速，“请-你-注-意-法-庭-纪-律。”
“法官大人，律师说的没错，我们一早就觉得有问题啊……”突然从旁听席传来许文聪母亲颤抖的声音。
“kuangkuangkuang……”清脆的法槌声从审判长手里急促的充斥整个法庭。旁听席发出凳子摩擦地板的声音，三个法警几乎同时猛然起身，指着许文聪的母亲发出严厉的警告。
审判长对我带进法庭的三名“特殊专家证人”的不耐烦，随着许文聪母亲的插话，找到了一个出口，躁动之后寂静了片刻，才恢复到正常的庭审中来。
那天，看似简单的一个少年故意伤害案，用了整整五个小时才结束庭审。
第一次，我离“死磕派”如此接近。
陆
永恒的弱者/结局
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辩护律师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弱者。
与辩护律师拥有的各种虚无缥缈的“权利”不同，检察官与法官手中握着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在刑事诉讼这场“游戏”中，天然的不平等。
陈碧在其《谁为律师辩护》里有一句话：“试图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职业说理？这天生隐蔽着高度的危险性。”
我深以为然。
剔除情感的理性，或许是一种职业素养，但极其容易将刑事被告人“物化”，纯粹当作一个审判对象，一切的鲜活不复存在。
少年许文聪，如果能多点深入了解，绝对是一个值得“教育、挽救”的未来，他血液里流动着希望，他的懂事与坚强令我侧目。
作为一名草根律师，我已穷尽各种力所能及，希望一个原本品学兼优的孩子的未来不要就此被毁灭。
但刑事辩护律师本身，也是一名弱者。弱者帮助更弱的弱者，很多时候我只能但求问心无悔，给予专业的服务，穷尽我的力所能尽，不留遗憾。
收到一审判决书的那一刻，我对那位漂亮的女法官仅存的一丝好感瞬间荡然无存。
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那天，我带着无比的愧疚给许文聪的母亲打了电话。电话中，我再一次听到她那伤心欲绝的哭泣。心中按耐不住的伤痛，仿佛许文聪是我的儿子。
我告诉她，这不是结局，我们还有二审。
是的，二审法官那慈父般的形象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天，他反过来把被害人何亮生及家属叫到中院调解室，严厉的进行了批评与教育。
两个星期后，收到二审改判的判决书。再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许文聪从看守所释放回家。
二审并没有改判无罪，而是采用了“实报实销”的方式，许文聪被关押多久，就判多久。尽管不能尽如人意，但也是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一种特殊智慧吧。
小小的案件，大大的人生。
我经常想，如果一审时许文聪就遇上二审法官，结局又会如何呢？
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决定你未来和命运的，或许只是遇见了一个不同的法官，仅此而已。
（注：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均使用了化名。）
.END.
作者介绍
郑维皆
广东佑德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主任律师
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工作，善于运用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规则，挖掘证据缺陷，辩点把握精准，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刑事辩护实战经验。
广东佑德律师事务所
-
